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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还原真实的一战前欧洲  

2014-07-28 16:05:31|  分类: 军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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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一名英国青年在奔赴战场前与家人道别

3000万平方公里,4.5亿人口

1875至1914年的40年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的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也伴随着殖民帝国的建立与帝国主义权力空前规模的扩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了大半个地球。到1914年,英国已经扩张成为领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拥有4.5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而法兰西殖民帝国也控制着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00万居民。

1914年之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瑞士经济与金融史学家尤瑟夫?凯西斯认为,此后直至20世纪末,也未再有如此有利于国际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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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英国阿尔维斯公司的女工在为炮弹安装引信

440亿美元

对外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经历了强劲地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投资于国外的股权资本高达440亿美元。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顶峰时期是在1900年至1914年出现的。这一黄金时期的首要标志就是银行家和金融家拥有的物质财富。据《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统计,在欧洲,银行合金融家成了最富有的群体。

在德国,财富超过150万美元(600万马克)的富人中有27%是银行家,相比而言只有12%是这个国家最具实力的工业家,主要是钢铁制造商;法兰克福尽管有所衰退,但它仍然是巨富的港湾,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避风港。1914年前,一个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账户的平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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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时的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外汇部

1亿英镑

英国从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和分红,在20世纪初超过了1亿英镑,使得英国的经常账户表现为盈余,这些收益成为英国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英国因此被P. J. Cain和A. G. Hopkins称为“绅士帝国主义”。金融家成了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奥地利递上导火索的德皇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这天,巴林兄弟银行的合作人之一加斯帕德?法雷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我们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信贷大厦如何在一夜间分崩离析更加让人心痛的事情了”。当时,这种观点在欧洲获得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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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法国一家咖啡馆内的人们围在一台电报机前看赛马的结果

650万英镑

以欧洲顶级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例。187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达到650万英镑,是排名第二的巴林银行的三倍,遥遥领先的优势一直到1908年也未被撼动。家族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信任,从1865年到1914年,他们占据了伦敦市场上发行的政府贷款将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还控制着政府债券的发放。罗斯柴尔德既是伦敦金融城最重要的家族,也是在巴黎居于领导地位的几大银行集团之一。伦敦与巴黎负责经营银行业务的家族成员之间是表兄弟关系。19世纪80、9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巴黎的堂兄弟一起,同戴比尔斯珠宝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合作建立了他们的矿业帝国(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石油)。据说,在1900年,其价值达到了1亿法郎。一战前,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巴黎金融市场上最大的证券持有人,其投资组合估计有5亿法郎。即使到了190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若从中抽离部分资金,也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向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纽约都派出了自己成员,建立了一个泛欧的、跨大西洋的国际银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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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英国人在泰晤士河乘船观看亨利皇家赛舟比赛

平均关税40%-50%

从1880年到1914年,全球化呈现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在大国之中,德国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行者。1879年,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都实行了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业产品的关税;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然而,保护主义的回归并没有导致贸易的下滑。相反,19世纪国际贸易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以欧洲为例,用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出口所占比例从1860年的9%增长到1913年的14%,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冲销了保护主义,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真正将本应背道而驰的自由经济力量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海外殖民地——这也是帝国构架最深刻的内在矛盾。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利益开始高于欧洲利益,对大炮与火药的信任开始超过对议会的信任。特别是统一的德国志帝国的崛起;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一书中所分析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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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中)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前左一)在英国某地狩猎

4亿马克

霍布斯鲍姆统计:“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当代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在一战前的欧洲便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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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英军在英格兰南部前线放飞信鸽传递消息

1914年来临之前,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如同一道灵光,醍醐灌顶。在斯宾格勒这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象征被编制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像中加以说明。他以身作则地走在没落的前头。他于1913年在他的自传笔记中写道:“我是我这类人中的最后一个”。一切行将结束,西方的痛苦在他的心里和他的身体上显现出来。负面的妄自尊大。正在枯萎的花朵。斯宾格勒的原始感觉:害怕。害怕进入商店。害怕亲戚。害怕别人说方言。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使他从中认识到了深刻的象征意义。他每天都重新指出:一个伟大的时代要结束了,没有人注意到吗?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又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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