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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赵海均:拆迁时代的三大悲剧  

2015-05-27 14:08:12|  分类: 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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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不断有“老虎”落马,不少老虎出乎百姓的意料,而近日,曾经的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说到仇和,他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 
       而让仇和名扬天下的,是那张掀起全国暴力拆迁的照片: 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滚滚尘土中,奔赴暴力拆迁现场。 中间是敞着怀,大步流星的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  一边是提着警棍... 仇和在宿迁推动大规模拆迁期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等谚语。 
       拆迁成就了仇和,也葬送了仇和。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以后,城市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各地建设如火如荼,拆迁随之成为见诸各大媒体报端最多的词汇。 
       毋庸置疑,在某种程度上,拆迁拉动了GDP的快速增长、成就了明星官员的政绩、靓丽了城市的发展环境、致富了不少平民百姓,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甚至可以说是悲剧。 
从GDP的增长来看,拆迁是GDP增长的悲剧。在以GDP发展为一切发展标准的模式中,没有比拆迁更加拉动GDP的增涨了。首先是政府支出,拆迁中政府要支付补偿金,这笔钱对于现阶段的居民来说,可以说是喜忧搀半,一般来说,居民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是原地还建房补偿,在房地产高企的时候,一般居民都会选择房产补偿,对于政府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是地段价格能卖出高价,一般是不会舍不得的。就算是钱到了居民头上,很快就会变成私人消费,因为拆迁中,居民要找地方住,一般要租个房子。等房子建好了,一般回迁的时候,会将新房重新装修,买新的家用电器,这算起来都是不小的一笔支出,多出来的钱在货币快速贬值的现在,也多半投资到房地产去了,加上原土地上建的新房的销售,整个GDP就很快的拉起来了。对于政府来说,大量的土地与房地产销售同样可以给政府带来大笔的土地财政与税收,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所以现在各地都开始忙着拆迁了。 
      曾几何时,一提到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多少,老百姓都会欢呼雀跃,充满国家强大的自豪感;现如今政府再提GDP增长了多少,却是质疑声四起。这其中固然有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有数字带水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GDP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恶性GDP,这种GDP不仅不能增加我们的社会财富和生活幸福感,相反,它在破坏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幸福,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的代价,劳动者权益恶化的代价,这些GDP真的是"每个字母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官方只通报一个总体的GDP数字,在为这个数字欢呼,但其中有多少是建设,有多少是破坏,多少是良性的,多少是恶性的,并没有人深究。 
       像这样的GDP增涨,其实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很有害的,土地财政对于政府来说,就好像是空手套白狼一样,根本不用出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大笔的收入,有了这样的诱惑,谁还想发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房地产拉动的只有水泥等建材类产品,长期来说,这些东西一不能吃,二不能出口,三不能做武器,如果大量吸引国内投资是很强的负面效果,而且房地产最容易制造泡沫,高企的房价曾经击垮过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一个国家的发展始终还是要用实体经济来支持,否则就算是GDP再高,也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是虚幻的。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我国不到40%,反映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增长为了投资的特征,从反面说明消费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官员的升迁看,拆迁是政绩考核的悲剧。其实,在1980年代,市民都盼望拆迁,因为那时候拆的都是危旧房,通过政府投入和市民参与,将危旧房进行拆迁改造,市民以极小的代价原地回迁,改善住房条件,市民当然是积极配合。但当一个行政区域内的发展资源逐渐枯竭后,面对GDP的考核压力,地方官员们发现了拆迁所蕴含的巨大的GDP潜力,于是,以城市发展的名义,甚至曾经恬不知耻地喊出了“经营城市”的口号,通过规划——赶走原住民——拆房——盖房——卖房,拆迁GDP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这样的GDP增长方式带来了民怨载道、群体事件,甚至危及官员的乌纱帽,但在GDP的压力下,自然是有条件要拆,没有条件也要拆了。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官员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核心,将GDP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相联系造成了很多重大问题。官员在职并不是考虑造福民生,而是更多顾及个人成就与个人升迁,千方百计盲目上马项目,搞重复建设,浪费地方财政,同时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伤害民众的暴力征地拆迁也由此而来。
       在推行多年的旧有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影响之下,不少地方官员的GDP思维早已根深蒂固,要真正消除领导干部对GDP的迷恋建立起一整套新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机制并不容易。可以预见的是,在多方阻力之下,改革将举步维艰。真正要破除唯GDP式的政绩考核标准,关键在于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干部绩效评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破解制约正确政绩观形成的体制障碍,重点在于探索建立促进政绩考核正面效益的发挥,制约政绩考核负面效益的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从财富的积累看,拆迁是价值观的悲剧。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这些原本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们,如今腰缠万贯,身家数百上千万者亦不在少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纷繁复杂的拆迁矛盾背后,那些急剧增加的财富,在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与人生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机。 
       在因拆迁补偿致富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斗富、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短短几年内挥霍掉巨额财富后,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贫”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失地农民一旦因为挥霍拆迁款返贫,所诱发的种种问题最终都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并催生新的纠纷和矛盾,此为“拆迁暴富魔咒”。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确保失地农民有一技之长,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如何帮助农民打理好手中的钱财,不但是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和金融机构开拓经营空间的当务之急。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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