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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如何给儿女办婚礼不违纪  

2015-05-03 16:01:06|  分类: 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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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禁令”中有一条:“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这条禁令让一些领导干部为子女结婚的婚礼事情有点犯愁。有的甚至请示纪委,如何办婚礼才不违纪,纪委也难做具体的回应。

禁令的提法很原则,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根据这个原则,官员给儿女办婚礼,只要不是借机敛财,就不能算违纪。具体说来一是不能发帖邀请下属和所在机关特定的服务对象;二是儿女婚宴邀请对象和人数须严格控制在亲友范围;三是所收礼金、礼品所值金额绝不能超过当地礼金的一般标准;四是婚宴桌数要严格控制,不要铺张炫耀,婚礼仪式要文明新风。党纪针对的是贪腐现象,而不是禁止领导干部正常的儿女之情。下属和所在机关特定服务对象闻风前来送礼的,必须坚决拒收,退不掉的,上缴纪委。其他人生仪式,也可以照此办理。只要领导干部在为儿女办婚礼等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亲友之间正常的礼尚往来,应该不属于违纪。

儿女“亲家”对于婚礼规格的要求,常常是为人父母的长官在处理违纪不违纪中最头痛的问题,也是对官员党性和“公性”的一个考验。修身、齐家,是官员出任公职之前的必备“功课”,儿女婚姻问题也是“齐家”的题中必有之义。官员不妨在儿女择偶之前,对婚礼仪式不妨先“立法三章”,并对未入门的婿媳交代清楚,让“亲家”有个心理和思想准备。与“官家”攀亲,就得遵守“官家”的规矩。在攀亲之时,就以各种理由企图破坏“官家”规矩,以后借着官员亲家公、亲家母、大舅小姨之类的身份在社会上招摇,牟取利益,再“管教”也来不及了。儿女婚姻的基础如果是爱情,一般不会因为官家规矩的存在而动摇;如果动摇了、突破了,无疑是给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埋下了“定时炸弹”。治家无方的高官,最后陷入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塌方”,这个教训已经不少了。

中国地方婚俗差异很大,地方官员遇到儿女婚礼时要规避的违纪“禁区”也相当复杂,需要灵活应对。村官、镇官的儿女婚礼,很难规避属于“治下”的“属下”参与婚礼,村民、镇民参加村官、镇官儿女的婚礼也不乏有特殊请求的动机。村社集体参加婚礼的送礼,礼金在各家儿女婚礼时流动,具有一定的婚金“合会”性质,村官可以倡导村民制订“村约”,用合会的方式将参与家庭和礼金的数额以契约形式确定下来,逐步改变乡村的婚姻礼俗。官员不积极改革和提倡新婚俗,甚至借机敛财,是近几十年来乡村婚俗趋陋化的主因之一。所以,不违纪,只是底限;而提倡新婚俗,才是官员在执政和儿女婚姻中应该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提倡礼轻情义重的健康文明向上的新婚俗,借机敛财的“恶念”就会在阳光下暴露无疑,无此“恶念”的官员也无须担心违纪不违纪的问题。

什么是礼轻情义重的健康文明向上的新婚俗?要回到“延安时代”,不切实际,但其中的精神可以记取,并参酌各地婚俗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革创新。对于私人领域的婚礼,党和政府不可能出具体规定,但各地官员可以自己“公约”,以公约的集体力量,抵制地方上的一些不良婚俗,引导当地社会婚俗的转变。而是否遵守这种“公约”,事实上也就成为纪委衡量干部在儿女婚礼问题上违纪不违纪的一个标准。

 

 

五一假期,与大家聊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以此为例,说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公职人员的国家干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成员,既要遵守党纪国法,也受到社会习俗的诸多制约。我在前面谈的是官员如何在遵纪和习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防止因曲从习俗而发生违纪的情况,这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应对;而后面谈的是官员如何积极引导社会习俗,消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以良好的官风引导民风,需要借助于“官员社会”的集体力量。防止社会的不良风气侵蚀政府,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中国历史上的回避制度、选举制度中都有应对设计,大抵都是一种消极防御,说明即使在专制体制下,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对于国家政权无孔不入,影响力依然十分巨大。各种社会关系和习俗依然对政府官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共产党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政治条件,以八千万共产党人的集体力量,可以抑制社会关系对于政府的侵蚀,可以引导社会风气。但近几十年来,社会关系和不良习气在党内的滋生蔓延,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至于不得不开出一系列“负面清单”。现在是发挥这种政治优势,对社会关系和不良习俗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侵蚀转守为攻的时候了。没有这个意识,依然“消极防御”,“堡垒”迟早是要被攻破的。

社会关系客观存在,建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无从消灭,只有通过防范以保持自身的“凌驾”地位;但涉及私人婚姻中的不良社会习俗,国家是可以通过官员的集体行为引导和改善的,就像一些官员通过婚礼炫耀地位、金钱会引导婚俗“恶化”一样。但是,国家在引导社会风气时,要注意自身的权力界线,不能以法令形式规定官员不涉及公务的私人行为,需要以共产党人为多数的公务员“社会”的自愿“公约”作为载体。而这种“官约”,与“乡规民约”一样,是个人对于私人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有约束性的公开承诺,作为公务员如果违背对于私人领域的应遵守义务的公开承诺,即使不违反党纪,也会对其“仕途”产生严重影响。各级政府的机关党委,老百姓大体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搞个机关党员公约,经常检查,可以省纪委很多事。官约在网上公开,老百姓也可以监督。有约束性的官约促成的良好官风,本身就会划清违规不违规的界线。传统社会的官场,除了主官,没有“中坚”,搞不出“官约”;现在共产党执政,有了个政治中坚,这就是“政治优势”,不发挥出来,就可惜了。为什么发挥不出来,是因为有的在消极防御,有的堡垒已被攻破,有的本来就是党内的混混儿,更多的恐怕还是认识问题,不知道如何应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国际国内政治学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公务员队伍核心组织。党风出现问题,影响及于整个公务员队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各种社会关系和不良习俗,首先侵蚀的就是党组织。在“人情社会”中的现代国家运作,共产党的存在,是一个有力的壁垒,成与败,均系于此。这场不见硝烟、不见营垒的“战争”,“交战”的主体与对象结构,与传统社会既有共性,但差异很大,需要有更多的“政治智慧”。昨天的“亲密战友”,今天突然成了“阶下囚”,不是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说得清楚的,有的就是因为跨过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通过适当的方式让这个界限清晰起来,难度很大。官员儿女的婚礼违纪不违纪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以此例子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再扯下去,就要跑题了。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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